（原标题：李迅雷今天分享，今年出口估计负增长牛盈服务中心，促消费是一个必然选择，让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速）
今天（5月24日）上午，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一场线上交流中，围绕“财政政策的着力点，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？”这一核心议题，分享了他的最新观点，如何投资和消费也要结合人口流动和结构趋势。在“双循环”战略下，国际循环受阻、PPI（生产者价格指数）长期负增长、房地产下行周期与地方债务压力交织，凸显了传统投资驱动模式的疲态。
李迅雷指出，目前我国居民银行存款大概有157万亿，
从去年的数据来看，消费社零增长只有3.5%，GDP增长了5%，
消费是落后于GDP的增速的，这个局面要得到改变。
尤其今年出口估计是负增长，李迅雷直言“促消费是一个必然选择”，但这一转型需要从几个方面破局；
包括增加居民的整体收入，缩小贫富差距；同时，让我们的收入增长能够超过GDP的增速。
此外，人口从农村到城镇流动，从北方向南方流动，从西部向东部流动，这样一种大趋势恐没法改变；
这样的话，我们如果要再投基础设施，就需要看看未来十年中国人口流动会怎么样？
与此同时，我们现在已经步入到深度老龄化，到2030年中国人口就进入到超老龄化，也就是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20%。
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后财政支出结构要发生变化。
投资报（）整理精选了李迅雷分享的精华内容如下：
我就投资业与消费，讲四个方面，我觉得投资与消费这个问题，挺值得讨论的。
近年来，中央在这方面的表述已经是非常清晰，也非常明确了，
连续两年的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我们存在有效需求不足，那既然有效需求不足，就应该是要大力促消费。
事实上我们分别在2023年、2024年、2025年都明确提出要把消费放在优先位置，要大力度来走出消费。
那么投资呢，要提高投资效益，说明过去投资效益是不是还有待提高？
没有说要提高消费效益，说明大力促消费是没有任何问题，没有任何悬念的。
我就从四个角度来讲投资跟消费的关系。
促消费
是一个必然的选择
第一个，是前些年我们所创造的新发展格局，也就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，
那么我们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呢？
这个国际循环不畅了，特朗普上台之后，对全球大增关税，
现在贸易谈判最终结果不知道，但估计今年的出口是负增长，
出口如果负增长的话，那么有大量的出口转内销的商品。
我们从2012年年末到目前为止，中国的PPI（生产者价格指数）在绝大部分年份都是负的，
那说明什么呢？
说明产能过剩。
我们的投资是不是要缩减，投资效率是不是要提高？
我觉得在这方面好像不需要有太多的争论，
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应该要大力度地促消费，否则你这个循环不下去了；
我们现在看看民间投资的增速，这些年来都是负的，
我们正在经历的，是一个2021年以后的房地产下行周期，
所以房地产的投资增长也都是负的，一直保持在-10%左右，
在这种情况下面牛盈服务中心，过剩的房地产、过剩的机器设备，都对我们的经济带来拖累。
再加上我们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也比较大，因为地方政府搞投资拉动能，投资越多，债务越大。
一般来讲，对地方政府而言，债务的增长大概在GDP增长速度的三倍以上，
在这种情况下面，我想促消费是一个必然的选择。
增加居民整体收入
缩小差距，让收入增速超过GDP
第二个，从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结构的角度来看，如何来促销费，
前面余永定教授给出了两张图，我非常认可。
一张图的话，是按照统计局的抽样调查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只有43%，
显然是过低了。
另外一个从资金流量表口径统计的，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大概是到60%。
这个跟国际平均水平几乎是一样的，我也认可是60%。
但是比较好奇的是，这个60%里面中等收入、高收入、低收入这个三大块之间的分配比是什么样的？
我觉得我们对收入问题，还是应该要缩小收入差距。
现在我们居民银行存款，大概有157万亿，
最近这个月数据我没关注，这个数字是巨大的。
所以我觉得两方面，一方面要增加居民的整体收入，因为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相关性非常大；
第二个，就是要改善收入结构，缩小贫富差距，也就是要让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能更快；
同时，让我们的收入增长能够超过GDP的增速。
从去年的数据来看，我们的消费社零增长只有3.5%，GDP增长了5%，
所以我们消费是落后于GDP的增速的，我想这个局面还是要得到一个改变。
优化地方考核
央地财政支出的协同
第三个方面，从财政支出来看投资与消费的关系，
我们讲财政支出主要是以地方政府为主，中央政府的占比较少。
我们要进行宏观调控，如果现在大量地转移支付给地方，如果地方财政支出的效率又不高的话，那么我们宏观调控的效率也受到影响，
85%在地方，15%在中央，这个比例显然太低了？
我觉得应该50%左右在中央，这样的话，宏观调控才会让大家觉得更有信心，所以，这个比例关系我觉得还是要调整。
其次是观念的问题，因为经济学从某种角度来讲，是研究人的行为的。
我们对地方政府怎么考核，那也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会怎么表现。
如果我们非常强调GDP，那么地方政府肯定重投资轻消费，因为大家通常都认为投资是快变量，消费是慢变量。
然后为什么又会涉及到很多重复建设问题呢？
那是因为我们在考核上面要确定高新技术产业、科技产业的占比要占到多少，
大家一哄而上，光伏过剩、锂电池过剩、电动车过剩是吧？
我觉得我们对于这种行为的管理很重要。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也专门讲到了，投资要注重于对人的投资。
我们还是要强调以人为本，对地方的考核应该要优化。
要加入这种对人的投资指标，对促消费的指标，对农民工城市化等等这些方面去思考。
关注人口流向
投资消费要顺应人口趋势
第四个方面，我觉得应该从当前人口老龄化加速和人口流动这样一种大趋势，来考虑如何促进投资和促进消费。
虽然户籍制度各方面也约束了人口的流动，
但我觉得它改变不了人口从农村到城镇流动，从北方向南方流动，从西部向东部流动，这样一种大趋势没法改变。
这样的话，我们如果要再投基础设施，那你要看看未来十年中国人口流动会怎么样？
如果中国的人口流动方向是从北往南流动的，那么我们对南方的投资是不是应该增加，
中国的高铁总里程要占到全球的2/3，中国的高速公路要占到全球高速公路总里程的45%，
中国的地铁要占到全球地铁总里程的43%以上，我们的5G基站要占到全球60%多。
所以，这些投资从理论上来讲的话都是有必要，但是不是符合提出来的要提高投资效益这个要求，
它现在讲的不是“效率”，是“效益”，
效益就要有收入，要有现金流。
如果说未来有些地方会成为像美国当年的铁锈地带，那么这方面的前期投资可能会出现浪费，
所以，我觉得农村人口的流向方面非常重要，
要布局投资，而不是说一厢情愿地，每个地方都应该要投。还是要有经济数据来衡量，用经济指标来衡量。
另外的话，从人口老龄化加速这样的角度来讲，
我想我们面对的是巨大的社会保障的压力，中国人口老龄化率的增长速度非常惊人。
我们现在已经步入到深度老龄化，深度老龄化的定义是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，我们现在是接近16%了。
我们从2021年步入到深度老龄化，
我估计到2030年，中国人口就进入到超老龄化。
也就是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20%，这是在2030年，我们只用了9年时间。
如果回顾一下历史的话，德国这个过程经历了36年，法国经历了24年，日本经历了12年，
中国只需要9年，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后财政支出结构要发生变化，
要适应我们现在人口加速老龄化的需求，如果你连老人的基本养老这方面都满足不了，那么我们怎么来谈促进消费呢？
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政策的调整，一定还是要顺势而为，
因为这些变化都受到周期的影响，
一个，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一个房地产的下行周期，
同时，又在经历一个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周期，
这周期都很长，那么我们在投资和消费应该要适应这方面的变化，
多加几个变量，从人口集聚度的提高，从人口老龄化加速这些角度来看，如何投资，如何来促进消费。
- 结语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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